論朱廷立的思惟特點及其家禮實踐
作者：吳兆豐教學（武漢年夜學歷史學院講師，歷史學博士）
來源：《原道》第40輯，陳明、朱漢平易近主編，湖南年夜學出書社2021年8月
內容摘要：朱廷立是心學家王陽明親傳門生，謹記其明親一體、政學合一之論。作為晚期楚中王門代表，朱廷立不事講學，反對虛談知己本體，主張實修實踐，屬于陽明后學中的漸修功夫論派。朱廷立乃至知己之學為身心聚會場地兼修、政學相即的有效實學，強調以禮治心，重視以禮化俗。恰逢明代中后期處所官員應用鄉約、官學和立法推動《家禮》下行。朱廷立以鄉約為基層禮儀教化組織，并在諸暨發行《婚喪條約》，以法輔禮，以禮變俗。其后朱廷立任兩淮巡鹽御史，懲戒揚州商人婚喪論財奢靡陋俗之余，命揚州府學諸生演行四禮教學場地，以禮范俗。朱廷立又編刊《家禮節要》，損約朱子《家禮》和丘濬《家禮儀節》，以具體行禮儀節程式為重要內容，以簡要易從和適于時宜為主要特點，近乎一本簡明四禮禮儀手冊，集中體現了明代中交流后期學古為官的儒臣推動禮學社會化的盡力。
關鍵詞：陽明后學；朱廷立；《家禮節要》；禮學社會化
陽明之學的興起、風行與流衍是明代思惟史的主線。已有研討聚焦于浙中王學、江右王學、泰州學派、止修學派等陽明后學討論，對楚中王學、閩粵王學、南方王學則關注較少。湖北通隱士朱廷立（1492-1566，字子禮，號兩崖）是王陽明親授門生和楚中王門代表，著有簡明家禮禮儀手冊《家禮節要》等書。
本文根據朱氏文集等文獻資料，系統考核朱廷立的師承、交游與思惟特點，以及《家禮節要》的撰作佈景與內容特點及其在明中期家禮實踐中的地位，既補充楚中王學研討缺乏，又為探討陽明后學與處所禮儀次序重建的關系供給助益。
一、朱廷立的師承與交游
朱廷立受家學感染，志向圣賢。其父朱伯驥任廣州府推官，游學于陳獻章之門。陳獻章謂：“明親之學湮，而仕學之途二，公卿年夜夫不知有學久矣。朱君獨能行之，豈俗吏所能識哉！”朱伯驥“以圣賢之學期公（朱廷立），而公亦以圣賢之學自勵，不少懈”。
王門門生王思對朱廷立理學尋求亦有影響。王陽明講學贛州，王思從之游。江右王門鄒守益稱王思“深求致知格物之實，復趨小瀛，與甘泉湛公商討所謂動靜兩忘者，將融而一之，以究年夜業”。1522年，王思任會試考官，朱廷立“文頗不諧時好，議將黜之。改齋（王思）力薦之”。
同是1522年，朱廷立授浙江諸暨知縣，問學于家居講學的王陽明。王陽明以政學合一、明德親平易近之說相示。朱廷立對此情況亦有記載。朱廷立不僅親聞致知己之學，並且坐言起行，循行鄉里，訪平易近疾苦，以學行政，以政勵學。
朱廷立在諸暨“新黌社，勸農桑，申鄉約，設義倉、義橋、義塚，均平里役，止海塘夫、歲首夫銀力各萬計，一時治行稱第一”。朱廷立終身謹記政學合一之教共享會議室，主張“學以基乎其政也，政以行乎其學也……體用一源也，小樹屋內外一道也，是之謂實學，是之謂實政”。這與他獲聞明德親平易近一體之學不無關系。
朱廷立又問學于湛若水。“得陽明、甘泉、東郭（鄒守益）、南山（戚賢）諸名公相與師友，故其所得于學者益邃”。“天理者，人之心也，心之精明而靈覺者，知己之謂也。由知己而企焉，是謂正人，反是而背焉，是謂兇人。”可見朱廷立乃至知己之學，涵攝湛若水“隨處體認天理”之說。
朱廷立與鄒守益交游最密。1528年，朱廷立“執訊金陵而論學”，鄒守益為作《炯然亭記》謂：“《年夜學》之書，擴忠恕之教以教全國者也。全國之平，亦年夜矣，而不出于絜矩。距也者，自然自有之中，而千方萬員，率由以出者也。生成烝平易近，有物有則，孰無是矩者？患在逾之而不克不及絜之耳……天之體本明也，昏之以云霧，云霧掃而炯然矣，故曰浩浩其天。水之體本明也，昏之以潢潦，潢潦凈而炯然矣，故曰淵淵其淵。人之良知本明也，昏之以物欲，物欲屏而炯然矣，故曰肫肫其仁。”
鄒守益主張致知己之要在于“絜矩”之道，重視屏除物欲功夫論。朱廷立講座場地思惟要旨與鄒守益相為接近。朱廷立還與徐階同年，為“道義之交”，詩歌頌和、序贈往來頻繁。1546年，朱廷立升任年夜理卿，與徐階等舉薦直接相關。朱廷立還與王陽明自得門生王畿、羅洪先、唐順之等人交游，但相往論學文字無多。
二、朱廷立思惟要旨與特點
朱廷立思惟年夜旨歸于陽明心學。他稱：“正人語性語心，性即心也，心即性也。性未有不善，心未有弗良。盡乎其心，所以盡乎其性；盡乎其性，所以達乎其命。命與性皆心，無二致也……孔門之教，以求仁為先。仁，人心也。求乎其仁，求乎其心也。本性者，仁之存乎此中也，心之體也。”質言之，生命皆心，仁即知己心體，致知己為求仁會議室出租盡心之要。
朱廷立反對虛談本體，主張實修實踐，屬于陽明學中的漸修功夫論派。他稱：“夫學，覺也。士類聚而講說之，求以覺此心焉爾矣。是故善學者，充吾本然有覺之心，以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伴侶之間，各中其則，是曰正學，是曰邪道。”
學以覺此心為要，善學者擴充此有覺之心，修行實踐于人倫世界之中私密空間，是為正學達道。他又說：“前人之學，先立乎其年夜者……但是懼其偏也，時省檢焉，謂之慎獨。懼其弛也，時操存焉，謂之克終。”
嘉靖年間福建巡按趙孔昭發行明儒薛瑄選集，朱廷立作序以傳。夏浚致信朱氏謂：“某在祠部時，言者請舉師長教師（薛瑄）以從祀孔庭，事下廷議，一時論者，莫不重師長教師之為人，而特少其著作之功。有謂師長教師于朱氏之學未若黃榦、金履祥、許謙輩，推以從祀為過者。心竊惑之。”可見薛瑄選集發行與薛瑄從祀之議關系緊密。朱廷立稱薛瑄之學“本乎一誠，舉乎眾善，以省身實踐為至要，以虛談剿說為深恥”。在朱氏看來，學道以反身實踐為主，以談虛論空為戒。
朱廷立在諸暨所作《書屏風銘》反應他政學合一的政管理念及其始終未渝的思惟特點：“正人之學，事天罷了矣。其道維何，事天之理罷了矣。其要維何，求乎吾心之所安者止焉罷了矣。天之理，人得之以為性，實則吾人之良知。人心之良，湛然虛明，炯然靈覺，是長短非，莫或遁焉……是故小樹屋正人之學者，省檢于心所獨知之地而擴充之，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施諸吾身，昭諸物采，無往而非天理之風行。此之謂居心，此之謂養性。”
教學場地事天所以養性，養性在于居心，居心歸于致吾心之知己，而省檢慎獨、集義擴充、施身致用是致知己的功夫。括言之，朱廷立力主“洞識主旨，直造根源”的心學，推重政學合一之論，批評“劇談生命者乏反身之功，崇尚元虛者無用力之處”，贊賞體用一源之學。重視知己功夫論和有效治政的政學合一觀是朱廷立心學思惟要旨與特點。
家教與泰州學派學者林春論學情況加倍彰顯朱廷立思惟特點。林春，號東城，師事泰州學派創立者王艮，與右派王學王畿友密。朱廷立致信林春謂：“此心此理，渾然完足……患在私欲敝之耳……竊謂學莫先于立志，莫要于慎獨，莫善于耐久。”知己雖渾然完足，然實需精一克復、誠意慎獨功夫，往除私欲，方可進道。
林春復信稱：“知其無所為而坦易行之，即是誠意，即是慎獨……孟子愿學孔子，善看則可，茍先有一毫愿學之心，猶存比擬模擬之意，非氣魄年夜而不克不及自忘，則奮迅銳而難免自止，于舞蹈場地道尚隔一塵。觀孟子許多發露處，猶有脫化未盡者……雖其告君之言，不敢不盡，然以人治人，因物付物，則又有不容紊者，豈可以己之所能而必信從于人哉？……向承面諭，南山之言，掉之廣年夜，似有可磋商者。不才又思南山之言，乃其實見這般，廣年夜之心，人本這般者也。能不蔽于物欲，而事事不差，念念不掉，本吾廣年夜之心而順應之，即執事功夫甚細之旨耳，非甚相遠也。”
朱廷立主張持之不懈往除私欲以恢復知己本體，然林春認為知己現成，天然無為行之即為誠意慎獨，本體即功夫，孟子猶有脫化未盡之病，圣學之要在于天然無我，以人治人，因物付物。總之，林春化有為無，變吃苦實修為天然無我，融本體為功夫，與朱廷立思惟主張針鋒相對。
由林春書信可見，朱廷立尤不滿南中王門學者戚賢思惟趨向。戚賢，號南山，王陽明門生，與王畿交游論學最密。戚氏主張現成知己，好論本體，不顧細行，以致招致物議，以故朱廷立謂其“掉之廣年夜”。戚賢稱“千圣之學，不過于心，惟梏于意見，蔽于嗜欲，始有所掉。一念自反，即得本意天良”。
他致信唐樞謂：“無思無為，吾之本體；隨感隨應，吾之妙用。終日終身患吾本體之不得其養耳，豈可先以妙用缺乏而役役以馳哉？是以吾輩功夫惟務自得，擺佈逢源，斯體用合一之學也。”可見戚賢與王畿思惟附近，屬于知己超悟派。戚賢還與王畿“聲氣聯屬”。
羅洪先告誡戚賢檢束身心：“來諭‘辭受取與，雖關行檢，看來亦小’，此言最害事。辭受取與，元關心術，本無小年夜……心存者，時時是吾本來，不以議論、意興、氣魄攙和得。于此未能畢竟，便是本身不離凡胎。終日談玄說妙，總是俗套耳。”其后羅洪先再致信戚賢，勸諫其不成向慕高超廣年夜之論，“道無高超，亦無卑賤，只在脫塵與否”。
朱廷立和羅洪先可謂同調，他復信林春謂：“夫不務近實，而務為高峻之說，則我固未見道也。未見道而求人之信，其未必獲矣。譬諸有為炎山弱水之談者，辭甚辨博，而人之聽之，終為不信，知其人未常身至于炎山弱水也。夫道在我者也，無聲無臭之中，自有可見可聞之實，豈炎山弱水人跡所不到耶？然虛談道者，未至于道，其事則相類也。”
致知己重在誠意慎獨的居心功夫，徒慕高超廣年夜之論，不顧身修行正，只為虛談害道。朱廷立又直接規勸戚賢謂：“立也本無所得，顧欲坐超頓悟，必不獲矣……人不成以無學，而學圣者固不成易而至也。陽明翁不作，學者言權而掉經，矜名而遺實。”可見朱廷立反對超悟直小樹屋接的心學路徑，知己并非現現成成，蹴而立就，非漸修實踐不辦。
朱廷立給老友劉起宗信中道出心聲：“格物者，格此心之物也。世儒不知，指為禪學。夫禪學者，空寂也。圣賢之致知，齊家治國平全國之道也。或謂：‘陽明功業文章至矣，唯講學為贅。’嗟乎！文章功業非出于吾心之知耶？文章功業豈守空寂者一切耶？此可以解誣耶。乃若及門之士，間有徒事口說而忘致知之力，卒為世所姍笑，則非立論者之過也。”
質言之，致知己之學是體用不交流貳、政學相即、身行合一之學，禪學、講學自不克不及病之，然陽明后學談虛論無、不事身修，實為無害。
綜上所述，朱廷立反對徒事講學，強調實修實為的致知己路線。朱廷立離任會議室出租諸暨，與王畿再無交集。嘉靖三十五年，朱廷立收到王畿書信，作詩相贈謂：“憶予昔并龍溪游，溪上分攜三十秋。師門羨子廁高第，楚旅居身辭下賤。道覺支離春雨化，語驚習俗夜珠投。書來白發燈前淚，好辨誰憐孟氏憂”。“語驚習俗夜珠投”和“好辨誰憐孟氏憂”顯為王畿不事行修、好為講學而發。
三、《家禮節要》與基層教化
朱廷立不事講學，主張知己漸修之路，謹記政學合一之論，服官行政重視以禮化俗。王陽明不僅強化社學禮樂教化效能，並且在南贛處所實施鄉約和保甲之法。朱廷立在諸暨“申鄉約，設義倉、義橋、義塚”，與王陽明基層社會教化理念一脈相承。
朱廷立稱許《呂氏鄉約》“師古意而能通，變時俗而聚會場地知要”，是承載基層禮儀教化的主要組織。朱氏作《訟誡》“以便夫山澤之平易近之觀聽者”，從好訟致禍兇、恥訟獲福吉，傳染感動平易近眾，淳化風俗。
朱廷立刊刻紹興知府南年夜吉頒行的《二禮條約》，尤體現其以禮化俗幻想。南年夜吉是南方王門代表，嘉靖二年至五年任紹興知府，問學于王陽明，創稽山書院，發行《傳習錄》。南年夜吉與朱廷立同時師事王陽明，遵行其明親一體、政學合一之教。
鑒于“越人嫁女分財如男，至生女多弗敢舉者，喪葬率作佛事及肆筵設集賓以求勝人”，南年夜吉“裁定婚喪二禮刊布郡邑，俾各遵行，違斯有罰”。南年夜吉頒示《婚喪條約》，朱廷立序刊以傳會議室出租，互為默契。
朱廷立稱：“禮者，平易近之坊也，法者，禮之輔也……條約者，法之余也。儒者順情面而為禮，固不過情面以立法。二禮之有約，蓋順情面而輔禮者也個人空間……輔禮者必資于法，立法者必順乎情而還之舊。是故情順而法可立矣，法立而禮可行矣，禮行而流俗可祛矣。”可見朱氏以法輔禮、以禮變俗的基層教化理念。
朱熹損約《書儀》而成《家禮》，首創祠堂之制，簡化古禮法式，詳盡規定士庶冠婚喪祭四禮，成為實現禮儀普及化、家庭化的私撰禮典。明永樂年間敕修《性理年夜全》支出《家禮》，《明集禮》和《明會典》等官方禮典和政書載士庶人冠婚喪祭都以《家禮》為依據。
《家禮》的官方化推動《家禮》下行和平易近間禮儀實踐，以《家禮》行于家族和鄉里之例不勝枚舉。為便于《家禮》實踐而出現各種《家禮》注釋本、節編本、改編本、補編本，尤以朱子學名儒丘濬《家禮儀節》影響最為廣泛。《家禮儀節》除調整、變通和簡化《家禮》相關內容，重要瑜伽教室著力于討論、考證和確立與時適宜、可操縱性的行禮儀節和程式。
明代《家禮》傳播離不開儒臣以禮化俗的盡力。起首，明中后期處所官員重視在鄉約中奉行《家禮》。呂柟門生張知己在河南許州所行鄉約除宣講明太祖圣諭六條外，“并示以四禮條式”。王陽明門生薛侃擬行《鄉約續議》，首列冠共享會議室婚喪祭四禮，“其儀節一依《文公眾禮》”。
黃佐《泰泉鄉禮》將“聲名四禮而力行之”作為舉行鄉約集會的考察內容。葉春及將“以六諭道萬平易近”和“以四禮齊萬平易近”作為鄉約約講的重要內容。年夜名知府王叔杲“既以聲名鄉約，因刻《家禮要節》，頒之州邑”，稱“今之為政者，率以鄉約為首務，自監司以致守令，往往申飭，顧于四禮則缺而未講。夫所謂約者，約之以禮也，舍禮則奚約哉”。
其次，明中期處所官還應用行政立法手腕推廣《家禮》，南年夜吉頒布《婚喪條約》便是一例。頗為重視朱廷立的王廷相于1517年任四川提學作《督學四川條約》，其第六條令府州縣學教官督使知禮生員舉行四禮，“務在成禮，不計豐約”，并將其作為生員考察和勸懲內容。
1539年，南兵部尚書湛若水發布通告，令平易近遵行《文公眾禮》，又申令以一社二十五家為單位，合作舞蹈場地互糾，仿行《家禮》儀式。明代生員處于官平易近之間，官學成為以禮范俗的平臺。鄒守益老友寧國府傳授王天平易近“憫其俗之葬祭雜于佛氏”，“取《文公眾禮》，撮其要旨，梓而行之，以誘其士平易近”。1523年，鄒守益被貶廣德州判，帥諸生及孺子演禮于學，命諸生劉肇袞等“酌四禮而刻之，名曰《諭俗禮要》，以頒于士平易近”。
1529-1529年，朱廷立任兩淮巡鹽御史，將以法輔禮、以禮化俗的理念變為行動。起首，朱廷立作《商戒》九條，周全制止揚州商人陋俗。揚州鹽商云集，習俗崇尚浮華奢靡，婚聘論財，喪祭傾貲，攀比成風。《商戒》“戒侈婚嫁”謂：“揚俗尚浮，至婚禮類夷道者，商始也。今于幣聘止于綢絹茶果，必從儉素。妝送止許衾褥奩具，勿為華美。嚴治戒焉”。
其它諸條如“戒華居室”“戒美衣服”“戒飾用具”等，都是制止商人浮華之風。揚州商人多外省之人，親逝世不舉喪，或喪用佛道之禮，更是朱廷立尤為懲革的弊俗。其次，朱廷立令揚州府學諸生演習和實施《家禮》。朱廷立與揚州知府陶儼議行四禮，用懲戒商人奢靡所得之金，購置學田，作為府學生員實施四禮補充之費，以法輔禮，以禮變俗。要之，《商戒》重在往除弊俗，令府學諸生實施四禮意在以禮范俗。
朱廷立還編刊《家禮節要》于揚州，奉行四禮，以禮化俗：“正人之學，所以治其躬者，禮罷了矣。正人之政，所以善其俗者，禮罷了矣……冠婚喪祭，禮之年夜端也，《家禮》備焉。予輯其要，共享空間以易夫人之從也。刻之淮揚，布之諸司，與學之師若士，率而行之。”
朱廷立指出冠禮知而行之者甚少，婚禮論財嚴重，“至有不舉女而避之”，喪禮或崇奢攀比，或信譽釋道，科學風水，至有火化、水葬者，而祭禮不掉之薄則掉之侈，多非中道。《家禮節要》以簡要易從為重要特點，近乎一本四禮行禮手冊。
嘉靖十五年，山西提學王汝孝將《家禮節要》與《射禮儀節》合為《諸禮輯覽》，重刻于太原，頒布山西府州縣學宮，令“齊平易近之率”的士子生員習熟冠婚喪祭之禮和年夜射鄉射之儀。王氏稱許《家禮節要》“載在四禮，更為簡約，明習易易，與夫繁情飾貌者殊指”。
《家禮節要》以《家禮》本條為主，增續之條本之《家禮儀節》，每條之下詳列具體行禮“儀節”，均為《家禮儀節》相應“儀節”的合并或簡化，部門條目內容略有變通，遵用時制。舉例而言，《家禮節要》冠禮三加禮，始加幅巾，再加帽子，三加則儒生加儒巾，余人加四方平定巾，與《家禮儀節》同；加笄禮，“加笄、乃醮、乃字”后增“見于祠堂”“見于尊長”，乃《家禮》所無，亦出自《家禮儀節》。
《家禮》婚禮納幣，男女主人無以書告廟之禮，《家禮節要》增男女主人以書告祠堂儀節；親迎女家主人“遂醮其女而命之”條，《家禮節要》增女“辭怙恃、辭親屬”儀節；“明日婿見婦之怙恃”條，《家禮節要》增婿“見廟瑜伽場地”儀節，以上增訂都出自《家禮儀節》。
然《家禮儀節》將婦見廟、婦見舅姑、婦見諸尊長順次設定在親迎夜舉行，《家禮節要》私密空間未采用，仍遵《家禮》本注。《家禮》納采“乃使後輩為使者如女氏”，《家禮儀節》議用“保親”一人為賓，《家禮節要》謂“《儀禮》用賓，而《家禮》用後輩為使者，當代俗多用家從行禮，一旦難變”，故改為“乃使後輩或家從為使者”，是其從俗從宜之例。
“醮其子而命之迎”條，《家禮節要》增“無父者，母醮之亦交流可”，乃其考慮現實而有所變通。《家禮》祭禮有冬至祭鼻祖條，《家禮儀節》存目而不為“儀節”，《家禮節要》削而不載。《家禮》祠堂“置祭田”條，稱祭田以“長子主之”，《家禮節要》增謂“若無長子，推舉家之賢能長者主之，1對1教學歲命後輩有才幹者分理其事”，重視時宜適用。
至于《家禮節要》祠堂之儀“還鄉焚黃告祭儀”和“生子見廟儀”、祠堂時祭“祭地盤”以及“祀灶”等儀式，都是《家禮》所無，而直接取自《家禮儀節》。《家禮節要》順次列舉冠婚喪祭之禮，祠堂之儀附于祭禮之后，雖與《家禮》個人空間和《家禮儀節》首置祠堂之條、再列四禮有所分歧，但《家禮節要》在冠婚喪祭及祠堂之后分別附有禮圖若干，亦多與《家禮儀節》所附禮圖附近。
綜上所述，朱廷立是王陽明親傳門生，謹記其明親一體、政學合一之論，與江右王門鄒守益、南中王門徐階等關系親密，是晚期楚中王門代表。他不事講學，反對虛談知己本體，主張實修實踐，屬于陽明學漸修功夫論派，強調致知己個人空間之學重在省檢操存、慎獨低廉甜瑜伽場地頭、施身致用。
從其與林春論學書信可見，朱廷立反對知己現成和右派王學談虛論無、不事身修的思惟趨向，故其不滿南中王門戚賢好為講學，虛談本體，徒慕廣年夜高超之說而不顧細行身修。朱廷立乃至知己之學為身心兼修、政學相即的有效實學，既強調以禮治心，又重視以禮化俗。
朱熹《家禮》在明代官方化加快《家禮》下行，并隨之出現各種《家禮》注釋、簡編、增補本，尤以丘濬《家禮儀節》影響最年夜。明中后期處所官員還應用鄉約、官學以及立法推動《家禮》實踐。朱廷立重視鄉約作為基層禮儀教化組織，并在諸暨縣發行由紹興知府南年夜吉頒布的《婚喪條約》，以法輔禮、以禮變俗。
其后朱廷立任兩淮巡鹽御史，舞蹈教室既立法懲戒揚州商人婚喪論財奢靡陋俗，又以懲戒商人之金補益行禮之費，命揚會議室出租州府學諸生演行四禮，以禮范俗。朱氏還編刊《家禮節要》于揚州，該書損約《家禮》和《家禮儀節》兩書，以具體行禮“儀節”程式為重要內容，以簡要易從和適于時宜為主要特點，近乎一本簡明四禮禮儀手冊，作為奉行四禮之用。朱廷立編刊《家禮節要》的佈景及其內容特點，集中體現明中后期學古為官的儒臣推動禮學社會化的盡力。